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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
注释
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：「闻之前论曰：『治世之音安以乐，亡国之音哀以思。』夫治乱在政，而音声应之；故哀思之情，表于金石；安乐之象，形于管弦也。又仲尼闻韶，识虞舜之德；季札听弦，知众国之风。斯已然之事，先贤所不疑也。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，其理何居？若有嘉讯，今请闻其说。」主人应之曰：「斯义久滞，莫肯拯救，故令历世滥于名实。今蒙启导，将言其一隅焉。夫天地合德，万物贵生，寒暑代往，五行以成。故章为五色，发为五音；音声之作，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。其善与不善，虽遭遇浊乱，其体自若而不变也。岂以爱憎易操、哀乐改度哉？及宫商集比，声音克谐，此人心至愿，情欲之所锺。故人知情不可恣，欲不可极故，因其所用，每为之节，使哀不至伤，乐不至淫，斯其大较也。然『乐云乐云，锺鼓云乎哉？哀云哀云，哭泣云乎哉？因兹而言，玉帛非礼敬之实，歌舞非悲哀之主也。何以明之？夫殊方异俗，歌哭不同。使错而用之，或闻哭而欢，或听歌而戚，然而哀乐之情均也。今用均同之情，案，「戚」本作「感」，又脱同字，依《世说·文学篇》注改补。）而发万殊之声，斯非音声之无常哉？然声音和比，感人之最深者也。劳者歌其事，乐者舞其功。夫内有悲痛之心，则激切哀言。言比成诗，声比成音。杂而咏之，聚而听之，心动于和声，情感于苦言。嗟叹未绝，而泣涕流涟矣。夫哀心藏于苦心内，遇和声而后发。和声无象，而哀心有主。夫以有主之哀心，因乎无象之和声，其所觉悟，唯哀而已。岂复知『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已』哉。风俗之流，遂成其政；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，审国风之盛衰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，故曰『亡国之音哀以思』也。 夫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憎、惭、惧，凡此八者，生民所以接物传情，区别有属，而不可溢者也。夫味以甘苦为称，今以甲贤而心爱，以乙愚而情憎，则爱憎宜属我，而贤愚宜属彼也。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，我憎而谓之憎人，所喜则谓之喜味，所怒而谓之怒味哉？由此言之，则外内殊用，彼我异名。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，则无关于哀乐；哀乐自当以情感，则无系于声音。名实俱去，则尽然可见矣。且季子在鲁，采《诗》观礼，以别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？又仲尼闻《韶》，叹其一致，是以咨嗟，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，然後叹美邪？今粗明其一端，亦可思过半矣。」
秦客难曰：「八方异俗，歌哭万殊，然其哀乐之情，不得不见也。夫心动于中，而声出于心。虽托之于他音，寄之于余声，善听察者，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。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；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；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。夫数子者，岂复假智于常音，借验于曲度哉？心戚者则形为之动，情悲者则声为之哀。此自然相应，不可得逃，唯神明者能精之耳。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，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。今不可以未遇善听，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；见方俗之多变，而谓声音无哀乐也。」又云：「贤不宜言爱，愚不宜言憎。然则有贤然后爱生，有愚然后憎成，但不当共其名耳。哀乐之作，亦有由而然。此为声使我哀，音使我乐也。苟哀乐由声，更为有实，何得名实俱去邪？」又云：「季子采《诗》观礼，以别《风》、《雅》；仲尼叹《韶》音之一致，是以咨嗟。是何言欤？且师襄奏操，而仲尼睹文王之容；师涓进曲，而子野识亡国之音。宁复讲诗而后下言，习礼然后立评哉？斯皆神妙独见，不待留闻积日，而已综其吉凶矣；是以前史以为美谈。今子以区区之近知，齐所见而为限，无乃诬前贤之识微，负夫子之妙察邪？」
主人答曰：「难云：虽歌哭万殊，善听察者要自觉之，不假智于常音，不借验于曲度，锺子之徒云云是也。此为心悲者，虽谈笑鼓舞，情欢者，虽拊膺咨嗟，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，诳察者于疑似也。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，犹谓当有哀乐耳。又曰：「季子听声，以知众国之风；师襄奏操，而仲尼睹文王之容。案如所云，此为文王之功德，与风俗之盛衰，皆可象之于声音：声之轻重，可移于後世；襄涓之巧，能得之于将来。若然者，三皇五帝，可不绝于今日，何独数事哉？若此果然也。则文王之操有常度，韶武之音有定数，不可杂以他变，操以余声也。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，锺子之触类，于是乎踬矣。若音声无常，锺子触类，其果然邪？则仲尼之识微，季札之善听，固亦诬矣。此皆俗儒妄记，欲神其事而追为耳，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，不言理以尽此，而推使神妙难知，恨不遇奇听于当时，慕古人而自叹，斯所□大罔后生也。夫推类辨物，当先求之自然之理；理已定，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。今未得之于心，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，自此以往，恐巧历不能纪。」「又难云：「哀乐之作，犹爱憎之由贤愚，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；苟哀乐由声，更为有实矣。夫五色有好丑丑，五声有善恶，此物之自然也。至于爱与不爱，喜与不喜，人情之变，统物之理，唯止于此；然皆无豫于内，待物而成耳。至夫哀乐自以事会，先遘于心，但因和声以自显发。故前论已明其无常，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。不为哀乐发于声音，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。然和声之感人心，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。酒以甘苦为主，而醉者以喜怒为用。其见欢戚为声发，而谓声有哀乐，不可见喜怒为酒使，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。」
译文注释
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：「闻之前论曰：『治世之音安以乐，亡国之音哀以思。』夫治乱在政，而音声应之；故哀思之情，表于金石；安乐之象，形于管弦也。又仲尼闻韶，识虞舜之德；季札听弦，知众国之风。斯已然之事，先贤所不疑也。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，其理何居？若有嘉讯，今请闻其说。」主人应之曰：「斯义久滞，莫肯拯救，故令历世滥于名实。今蒙启导，将言其一隅焉。夫天地合德，万物贵生，寒暑代往，五行以成。故章为五色，发为五音；音声之作，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。其善与不善，虽遭遇浊乱，其体自若而不变也。岂以爱憎易操、哀乐改度哉？及宫商集比，声音克谐，此人心至愿，情欲之所锺。故人知情不可恣，欲不可极故，因其所用，每为之节，使哀不至伤，乐不至淫，斯其大较也。然『乐云乐云，锺鼓云乎哉？哀云哀云，哭泣云乎哉？因兹而言，玉帛非礼敬之实，歌舞非悲哀之主也。何以明之？夫殊方异俗，歌哭不同。使错而用之，或闻哭而欢，或听歌而戚，然而哀乐之情均也。今用均同之情，案，「戚」本作「感」，又脱同字，依《世说·文学篇》注改补。）而发万殊之声，斯非音声之无常哉？然声音和比，感人之最深者也。劳者歌其事，乐者舞其功。夫内有悲痛之心，则激切哀言。言比成诗，声比成音。杂而咏之，聚而听之，心动于和声，情感于苦言。嗟叹未绝，而泣涕流涟矣。夫哀心藏于苦心内，遇和声而后发。和声无象，而哀心有主。夫以有主之哀心，因乎无象之和声，其所觉悟，唯哀而已。岂复知『吹万不同，而使其自已』哉。风俗之流，遂成其政；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，审国风之盛衰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，故曰『亡国之音哀以思』也。 夫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憎、惭、惧，凡此八者，生民所以接物传情，区别有属，而不可溢者也。夫味以甘苦为称，今以甲贤而心爱，以乙愚而情憎，则爱憎宜属我，而贤愚宜属彼也。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，我憎而谓之憎人，所喜则谓之喜味，所怒而谓之怒味哉？由此言之，则外内殊用，彼我异名。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，则无关于哀乐；哀乐自当以情感，则无系于声音。名实俱去，则尽然可见矣。且季子在鲁，采《诗》观礼，以别《风》、《雅》，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？又仲尼闻《韶》，叹其一致，是以咨嗟，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，然後叹美邪？今粗明其一端，亦可思过半矣。」
有秦客向东野主人发问道：听说前人有这样的说法：“太平时代的音乐安宁而快乐，亡国之际的音乐哀伤而怀思。”太平和混乱是政治上的事，却在音乐上得到应和，所以哀伤怀思的感情就体现在金石上，安定快乐的形象就表现在管弦中。另外孔子聆听韶乐，了解了大舜的德行；季札听音乐，知道了各国的风气。这是已经发生的事，前辈贤人从未怀疑过。现在您却以为声音没有哀乐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如有好的见解，请说出来让我听听。主人回答说，这个道理沉埋已久，没人愿意发掘阐发，所以使得历代的人都搞乱了名实，现在承蒙您的启发，我就来粗略地说一说它的道理。天地共同运作，万物借以生长，寒来暑往，五行因此形成，表现为五色，发出为五声。声音的产生好比是气味散布在天地之间。声音的好和不好，虽然会遭遇到浑浊混乱，但是它的本体却是自己原来的样子，不会有什么变化，怎么会因为别人的爱憎、哀乐而改变性质呢。等到各种音调会合在一起，声音和谐，这是人心最高的愿望，情欲集中的所在。古人知道情感不能放纵，欲望不可穷极，所以就借着他所享用的音乐，常常加以节制，使得人们哀怨而不至于伤心，快乐又不至于过分。人们根据事物的性质给予相应的名称，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称号，例如哭泣就称为悲哀，歌唱就称为快乐，这是一个大体的情况。然而孔子说“音乐啊，音乐啊，难道只是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？”同样道理，悲哀呀，悲哀呀，难道指的只是哭泣吗？由此说来，玉帛之类的礼品不是诚敬之心的实体，歌唱哭泣也不是哀乐的主宰呀。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？各地的风俗不同，歌哭所表示的意思也不同，假如打乱了来使用，有的人就会听到哭泣感到高兴，有的人则会听到歌唱觉得悲哀，然而他们心中有哀乐之情却是一样的。现在用同样的哀乐之情却发出了千差万别的声音，这不是说明了声音和感情的关系是不固定的吗？然而声音和谐地组合在一起，是最能感动人的，辛劳的人歌唱自己的遭遇，快乐的人用舞蹈来表达他们的快乐。心中有悲痛之情，就会说出哀伤激切的话，把话组织起来就成了诗，把声音组织起来就成了音乐。人们一起歌咏，围聚在一起倾听，内心被和声打动，感情受到悲苦的语言的感染，叹息还没有止息，就已经泪流满面了。悲哀之心藏在心中，遇到和声便发泄出来，和声没有形象，但是悲哀的内心却是有主宰的。以有主宰的内心，借着没有形象的和声然后发泄出来，他所感觉到的，也只有哀伤而已。他哪里知道“大风吹着万千孔穴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，这些声音都是孔穴自己发出的，却不关大风”的道理呢？风俗的流播于是成了政事的反映，所以史官要弄清政治教化的成功和失败，考察一国风气的兴盛和衰退，抒发感情，讽刺统治者，所以说“亡国之音哀伤而怀思”啊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憎、惭、惧，这八种情感是老百姓用来接触外物传达感情，区别物类的名称，是不可乱用的。味道用甘苦来称呼，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因为甲品德好而喜欢他，因为乙愚蠢而讨厌他，那么喜欢或者讨厌就应该是属于我的感情，贤和愚就应该是属于对方的品性，难道可以因为我喜欢那个人就称他为喜欢的人，我讨厌那个人就称他讨厌的人吗？我喜欢这种味道就称之为喜味，我怒恨这种味道就称之为怒味吗？据此说来，客体和主体有不同的功能，他和我就应该用不同的名称。声音本来就是以好和不好作为主体，跟哀乐没有关系；哀乐本来就是感情受到激发以后发露的结果，与声音无关。误配的名实全都分离，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。况且季札在鲁国采集诗歌，考察礼制，以此来辨别风雅，哪里只是根据声音来判断优劣呢？又孔子聆听韶乐，感叹音乐与德行一致，所以赞叹，哪里就一定是仅凭声音才知道虞舜的德行，然后赞叹呢？现在我粗略地说明一个方面，也可以了解一个大概了。
秦客难曰：「八方异俗，歌哭万殊，然其哀乐之情，不得不见也。夫心动于中，而声出于心。虽托之于他音，寄之于余声，善听察者，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。昔伯牙理琴而锺子知其所志；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；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。夫数子者，岂复假智于常音，借验于曲度哉？心戚者则形为之动，情悲者则声为之哀。此自然相应，不可得逃，唯神明者能精之耳。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，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。今不可以未遇善听，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；见方俗之多变，而谓声音无哀乐也。」又云：「贤不宜言爱，愚不宜言憎。然则有贤然后爱生，有愚然后憎成，但不当共其名耳。哀乐之作，亦有由而然。此为声使我哀，音使我乐也。苟哀乐由声，更为有实，何得名实俱去邪？」又云：「季子采《诗》观礼，以别《风》、《雅》；仲尼叹《韶》音之一致，是以咨嗟。是何言欤？且师襄奏操，而仲尼睹文王之容；师涓进曲，而子野识亡国之音。宁复讲诗而后下言，习礼然后立评哉？斯皆神妙独见，不待留闻积日，而已综其吉凶矣；是以前史以为美谈。今子以区区之近知，齐所见而为限，无乃诬前贤之识微，负夫子之妙察邪？」
秦客诘难说，诚然，各地的风俗不同，唱歌哭泣表示的意思也不一样，然而人们哀乐的感情却不能不表现出来。内心受到触动，声音便从心中发出，虽然寄托于别的声音，借寓在余响里，善于听音乐的人总还能听懂，不会让音乐中的感情错过。从前伯牙弹琴，钟子期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；下人敲磬，子产就知道他内心悲哀；鲁国人早晨哭泣，颜渊知道他与儿子分别。这几位哪里是从固定的音符中得到智慧，在曲调中受到验证呢？内心悲哀神色就会发生变化，感情悲伤声音就会变得哀切，这是自然的反应，不可缺失，只有精神清明的人才能精通。善听音乐的人不会因为声音众多感到困难，不善听音乐的人也不会声音单调就感觉容易。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听音乐的人就说音乐没有可以听懂的途径，看到各地风俗的多变就说声音中没有哀乐。您又说：贤德的人不应该用爱来称呼，愚笨的人不应该用憎来称呼。然而这也是因为有了贤德才会引起别人的爱，有了愚笨才会引起别人的憎，只是同一个主体不该共用两个名称啊。哀乐的产生也是有缘故的，这是声音使我悲哀，声音使我快乐。如果哀乐确由声音引起，那声音中有哀乐就是实实在在的，怎么能将名实分离开来呢？您又说，季札采集诗歌，考察礼仪，以此来辨别风雅；孔子感叹《韶》乐与德行一致，所以赞叹不已，这是什么话啊？况且师襄演奏乐曲，孔子得以目睹周文王的容貌；师涓奏乐，师旷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，哪里是讲明诗意后才下判断，演习礼仪后才作评论的呢？这都是直觉领悟，用不着等到积累了平日的见闻就已经能判断好坏了，所以前代史书当作佳话记载下来。现在您凭借着浅陋的见闻，用您的见识为标准来作判断，这不是抹杀了前人精细的见识，辜负了夫子神妙的体察吗？
主人答曰：「难云：虽歌哭万殊，善听察者要自觉之，不假智于常音，不借验于曲度，锺子之徒云云是也。此为心悲者，虽谈笑鼓舞，情欢者，虽拊膺咨嗟，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，诳察者于疑似也。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，犹谓当有哀乐耳。又曰：「季子听声，以知众国之风；师襄奏操，而仲尼睹文王之容。案如所云，此为文王之功德，与风俗之盛衰，皆可象之于声音：声之轻重，可移于後世；襄涓之巧，能得之于将来。若然者，三皇五帝，可不绝于今日，何独数事哉？若此果然也。则文王之操有常度，韶武之音有定数，不可杂以他变，操以余声也。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，锺子之触类，于是乎踬矣。若音声无常，锺子触类，其果然邪？则仲尼之识微，季札之善听，固亦诬矣。此皆俗儒妄记，欲神其事而追为耳，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，不言理以尽此，而推使神妙难知，恨不遇奇听于当时，慕古人而自叹，斯所□大罔后生也。夫推类辨物，当先求之自然之理；理已定，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。今未得之于心，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，自此以往，恐巧历不能纪。」「又难云：「哀乐之作，犹爱憎之由贤愚，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；苟哀乐由声，更为有实矣。夫五色有好丑丑，五声有善恶，此物之自然也。至于爱与不爱，喜与不喜，人情之变，统物之理，唯止于此；然皆无豫于内，待物而成耳。至夫哀乐自以事会，先遘于心，但因和声以自显发。故前论已明其无常，今复假此谈以正名号耳。不为哀乐发于声音，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。然和声之感人心，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。酒以甘苦为主，而醉者以喜怒为用。其见欢戚为声发，而谓声有哀乐，不可见喜怒为酒使，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。」
赏析
译文
注释
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(chán)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(shòu)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
治：政治清明，即治世。乱：乱世。运：国运。穷达：困窘与显达。贵：地位显赫。贱：贫贱。时：时机，机会。自合：自然在一起。相亲：相互亲近。介：介绍。玄同：默契。合符：义同“玄同”。告：觉，使之觉悟。
夫黄河清而圣人生，里社鸣而圣人出，群龙见而圣人用。故伊尹，有莘(shēn)氏之媵(yìng)臣也，而阿衡于商。太公，渭滨之贱老也，而尚父于周。百里奚在虞(yú)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。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三略之说，以游于群雄，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；及其遭汉祖，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非张良之拙(zhuō)说于陈项，而巧言于沛(pèi)公也。然则张良之言一也，不识其所以合离？合离之由，神明之道也。故彼四贤者，名载于箓(lù)图，事应乎天人，其可格之贤愚哉？孔子曰：“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。嗜(shì)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”诗云：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；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(hàn)。”运命之谓也。
里社鸣而圣人出：迷信说法。李善注引《春秋·潜潭巴》：“里社明，此里有圣人出。其呴，百姓归，天辟亡。宋均曰：“里社之君鸣，则教令行，教令明，惟圣人能之也。呴，鸣之怒者。圣人怒则天辟亡矣。汤起放桀时，盖此祥也。”里社，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。里社鸣，指里社有人鸣，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，亦即圣人。伊尹：商汤时大臣。阿衡：官名，犹后代宰相。太公：即太公望姜子牙。尚父：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。百里奚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。张良：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。黄石之符：李善注引《黄石公记序》：“黄石者，神人也。有《上略》、《中略》、《下略》。”又引《河图》：“黄石公谓张良曰：读此，为刘帝师。”三略：即《太公兵法》，分上中下《三略》。陈、项：陈涉、项羽。沛公：刘邦。四贤：指以上伊尹、太公、百里奚、张良。箓图：史籍。天人：天道人事。格：衡量。“清明”句：出自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。申：申伯。甫：庸山甫。翰：干。
岂惟兴主，乱亡者亦如之焉。幽王之惑褒(bāo)女也，祅(yāo)始于夏庭。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，征发于社宫。叔孙豹之昵(nì)竖牛也，祸成于庚(gēng)宗。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咸皆不求而自合，不介而自亲矣。昔者，圣人受命河洛曰：以文命者，七九而衰；以武兴者，六八而谋。及成王定鼎于郏(jiá)鄏(rǔ)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故自幽厉之间，周道大坏，二霸之后，礼乐陵迟。文薄之弊(bì)，渐于灵景；辩诈之伪(wěi)，成于七国。酷烈之极，积于亡秦；文章之贵，弃于汉祖。虽仲尼至圣，颜冉(rǎn)大贤，揖(yī)让于规矩之内，訚(yín)訚于洙、泗之上，不能遏(è)其端；孟轲、孙卿体二希圣，从容正道，不能维其末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。
兴主：兴国之主。乱亡：亡国之君。幽王：周幽王，西周亡国之君。褒：褒姒，周幽王的皇后。曹伯阳：春秋时曹国国君。社宫：祭祀之所。叔孙豹：春秋时鲁国大夫。昵：亲近。竖牛：春秋时鲁国人。庚宗：鲁国地名，今山东省泗水县东。数：历数，即天命。河、洛：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。文：指周文王。命：受天命而得天下。七九：七代、九代。武：指周武王。六八：六代、八代。成王：指周成王，周武王之子。定鼎：定都。郏鄏：古都名，在今河南省洛阳市。卜世：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。卜年：占卜享国的年数。幽厉：周幽王、周厉王。二霸：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。陵迟：衰败。文薄：文德衰薄。渐：浸染。灵景：周灵王、周景王。辩诈：巧言辩解，指纵横家的言论。七国：战国七雄，即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。酷烈：残暴。仲尼：孔子字仲尼。颜冉：颜回与冉雍，孔子的弟子。揖让：宾主相见的礼节。规矩：礼法制度。訚訚：愉悦善言的样子。遏：止。孟轲：孟子、荀子。正道：儒家正统之道。维：系。卒：最终。溺：淹没。援：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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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(chán)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(shòu)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
治乱，是由命运决定的；穷达，是由天命决定的；贵贱，是由时机决定的。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，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；有了圣明的君主，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。他们彼此的相遇，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；他们彼此的相亲，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。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。彼此道德混同齐一，辗转相合有如符契。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，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，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。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，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？给予的是天，告知的是神，玉成的是命运啊。
治：政治清明，即治世。乱：乱世。运：国运。穷达：困窘与显达。贵：地位显赫。贱：贫贱。时：时机，机会。自合：自然在一起。相亲：相互亲近。介：介绍。玄同：默契。合符：义同“玄同”。告：觉，使之觉悟。
夫黄河清而圣人生，里社鸣而圣人出，群龙见而圣人用。故伊尹，有莘(shēn)氏之媵(yìng)臣也，而阿衡于商。太公，渭滨之贱老也，而尚父于周。百里奚在虞(yú)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。张良受黄石之符，诵三略之说，以游于群雄，其言也，如以水投石，莫之受也；及其遭汉祖，其言也，如以石投水，莫之逆也。非张良之拙(zhuō)说于陈项，而巧言于沛(pèi)公也。然则张良之言一也，不识其所以合离？合离之由，神明之道也。故彼四贤者，名载于箓(lù)图，事应乎天人，其可格之贤愚哉？孔子曰：“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。嗜(shì)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。”诗云：“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；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(hàn)。”运命之谓也。
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，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，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。所以伊尹，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，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；太公，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，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。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，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，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。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，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，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，他说的话，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，没有一个人接受。等到他碰上汉高祖，他说的话，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，没有一次受到抗拒。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、项梁时就笨口拙舌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。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，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，君臣合离的原因，就像神明之道一样。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，姓名被史籍记载，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，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！孔子说：“圣人清明在身，气度志向如神。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，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。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，山川为之出云一样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中岳嵩山降下神灵，生下了吕侯和申伯。就是吕侯和申伯，辅佐周朝成了中坚。”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。
里社鸣而圣人出：迷信说法。李善注引《春秋·潜潭巴》：“里社明，此里有圣人出。其呴，百姓归，天辟亡。宋均曰：“里社之君鸣，则教令行，教令明，惟圣人能之也。呴，鸣之怒者。圣人怒则天辟亡矣。汤起放桀时，盖此祥也。”里社，古代里中祀土地神之处。里社鸣，指里社有人鸣，鸣之者即带头起事者，亦即圣人。伊尹：商汤时大臣。阿衡：官名，犹后代宰相。太公：即太公望姜子牙。尚父：周武王尊太公望为尚父。百里奚：春秋时秦穆公的大夫。张良：汉高祖刘邦重要的谋士。黄石之符：李善注引《黄石公记序》：“黄石者，神人也。有《上略》、《中略》、《下略》。”又引《河图》：“黄石公谓张良曰：读此，为刘帝师。”三略：即《太公兵法》，分上中下《三略》。陈、项：陈涉、项羽。沛公：刘邦。四贤：指以上伊尹、太公、百里奚、张良。箓图：史籍。天人：天道人事。格：衡量。“清明”句：出自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。申：申伯。甫：庸山甫。翰：干。
岂惟兴主，乱亡者亦如之焉。幽王之惑褒(bāo)女也，祅(yāo)始于夏庭。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，征发于社宫。叔孙豹之昵(nì)竖牛也，祸成于庚(gēng)宗。吉凶成败，各以数至。咸皆不求而自合，不介而自亲矣。昔者，圣人受命河洛曰：以文命者，七九而衰；以武兴者，六八而谋。及成王定鼎于郏(jiá)鄏(rǔ)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故自幽厉之间，周道大坏，二霸之后，礼乐陵迟。文薄之弊(bì)，渐于灵景；辩诈之伪(wěi)，成于七国。酷烈之极，积于亡秦；文章之贵，弃于汉祖。虽仲尼至圣，颜冉(rǎn)大贤，揖(yī)让于规矩之内，訚(yín)訚于洙、泗之上，不能遏(è)其端；孟轲、孙卿体二希圣，从容正道，不能维其末，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。
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，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。周幽王被褒姒惑乱，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；曹伯阳得到公孙强，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；叔孙豹宠信竖牛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。吉凶成败，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，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，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。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，说：以文德受命的人，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；以武功兴起的人，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。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，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，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所命令的。所以在幽王、厉王之间，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；齐桓、晋文二霸之后，礼乐就衰落下来；文德浮薄的弊病，渐渐地在灵王、景王时产生；巧辩欺诈的风气，在七国时形成；极端的残暴，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；看重文章风尚，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。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，即使是颜回，冉有这样的大贤，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，在洙水、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，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；孟轲、孙卿，那样效法颜、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，从容奉行正道，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。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，而无法再加以援救。
兴主：兴国之主。乱亡：亡国之君。幽王：周幽王，西周亡国之君。褒：褒姒，周幽王的皇后。曹伯阳：春秋时曹国国君。社宫：祭祀之所。叔孙豹：春秋时鲁国大夫。昵：亲近。竖牛：春秋时鲁国人。庚宗：鲁国地名，今山东省泗水县东。数：历数，即天命。河、洛：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。文：指周文王。命：受天命而得天下。七九：七代、九代。武：指周武王。六八：六代、八代。成王：指周成王，周武王之子。定鼎：定都。郏鄏：古都名，在今河南省洛阳市。卜世：占卜预测传国的世代数。卜年：占卜享国的年数。幽厉：周幽王、周厉王。二霸：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。陵迟：衰败。文薄：文德衰薄。渐：浸染。灵景：周灵王、周景王。辩诈：巧言辩解，指纵横家的言论。七国：战国七雄，即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。酷烈：残暴。仲尼：孔子字仲尼。颜冉：颜回与冉雍，孔子的弟子。揖让：宾主相见的礼节。规矩：礼法制度。訚訚：愉悦善言的样子。遏：止。孟轲：孟子、荀子。正道：儒家正统之道。维：系。卒：最终。溺：淹没。援：救。
参考资料：
赏析
《运命论》开篇即云：“夫治乱，运也；……成之者运也。”李康认为，国家的安定与动乱，在于命运；个人的困厄与显达，在于天命；地位的尊贵与卑贱，取决时运。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。李康认为，明君遇贤臣，国运兴；贤臣逢明君，身名显，而君臣相遇，皆在其时。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，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、反面的史实，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，甚至说“屈原以之沉湘，贾谊以之发愤”，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，不懂“乐天知命”的道理。
“圣人”与“小人”对待命运态度不同，李康认为，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，所以遭受穷厄之运而无怨恨，居重任之地而不疑心，其“身可抑，运不可屈”；“位可排，名不可夺”。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之人，则善于察颜观色，看风使舵，“势之所集，从之如归市；势之所去，弃之如脱遗”；“以窥看为精神，以向背为变通”，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，为名利奔走竞争，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、恶来、费无忌、张汤、石显之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。从这一点上说，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。
最后，李康谈到了圣人之立德。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，所以不见得“必须贵”、“必须势”、“必须富”。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，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之位，如何守住王位叫仁，如何禁人为非叫义。所以古代称王的人，用一人治理天下，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。古代做官的人，以官来推行君臣之道，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。古代的君子，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，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。
《运命论》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《逢遇》、《累害》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，然统观全文，实为慷慨发愤之作。文章处处言命，然主旨却不在谈命，而是借题发挥，抨击官场、世情的种种丑恶。其后刘孝标作《辨命论》，引申李康之说，语意则更为愤激。
《运命论》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，内容繁富，思想复杂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、分析，似不无可取之处；但总体的立论，却不无偏颇。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，感慨国家兴衰、君臣遇合之无常，又不得其解，于是便把一切都委之于运命，公然提出：“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”认为这种“运”是无法改变的，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“命”与时代命运的“时”摆布的。为了证明这点，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，如“百里奚在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，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”；张良在圮上受书后，以《太公兵法》游说群雄，没人明白，等到遭遇汉高祖，则每言必听，常用其策，“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”，这都是运命使然。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，其“道足以济天下，而不得贵于人；言足以经万世，而不见信于时；行足以应神明，而不能弥纶于俗；应聘七十国，而不一获其主；驱骤于蛮夏之域，屈辱于公卿之门，其不遇也如此。”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，却势动人主，风光一时，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。
《运命论》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，其辞采之精美，语言之整齐，音声之讲究，典故之宏富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，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